2018年，博士生叶佳丽来到陕西省合阳县金裕镇挂职当起了副镇长。她当时感慨——这副镇长真不好当，比在学校忙多了。

　　她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首批科技镇长团的成员之一。这一团队，是该校和其定点扶贫县合阳县共同组建的“三团一队”的一部分。

　　三团一队，指的是由学校各院系书记、专家教授和硕博士生组成的助力团，以及由当地优秀人才组成的先锋服务队。

　　10月17日，是国家扶贫日。像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这样的教育部直属高校，已经用各具特色的扶贫模式，投入了扶贫攻坚的战场。

　　半数定点扶贫县“摘帽”

　　这是一条庄严承诺：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教育扶贫，肩负着保障义务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等重要任务。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巡视员晁桂明表示，直属高校定点扶贫是教育脱贫攻坚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已经成为脱贫攻坚的一支重要生力军。

　　2012年以来，按照中央统一部署，44所综合类和理工科为主的直属高校承担了44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定点扶贫任务，22所直属高校承担了滇西专项扶贫任务。2019年，又新增19所高校采取“1+1”模式，即由1所已承担定点扶贫任务的直属高校与1所尚未承担扶贫任务的直属高校共同定点扶贫一个贫困县。

　　“目前，75所直属高校尽锐出战，已全部投入扶贫工作。”晁桂明介绍，省属高校也在各省区市党委、政府统筹领导下，积极参与扶贫工作。

　　扶贫，不是在办公室指点江山。2018年，各直属高校领导赴定点扶贫县调研3394人次，开展督促指导131次，选派挂职干部139人、村第一书记55人。给人，也给资金。从2018年责任书完成情况来看，44所直属高校共投入帮扶资金1.38亿元，引进帮扶资金13.18亿元，帮助销售农产品3.27亿元。“截至目前，44个定点扶贫县已有20个县实现脱贫摘帽。”晁桂明说。

　　下一步，教育部还要探索推进高校扶贫组团模式，加大高校扶贫的人才和科技服务支撑，并把促进高校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贫困县摘帽后，高校要继续完成剩余贫困人口脱贫任务。”晁桂明强调，“做好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

　　是扶贫战场，也是育人课堂

　　除了数字，高校贡献的，还有生动鲜活的案例和各具特色的模式。

　　比如，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三团一队”模式，就包含了管理干部、专家教授和学生三个层面的力量，在校内形成了全员参与扶贫攻坚的组织管理体系。“专家教授助力团”和合阳县“优秀人才先锋服务队”密切对接，让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本土“三农”工作人才队伍落地生根。“研究生助力团”的学生也由此深入农村，了解国情民情。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校长钱永华感慨，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多了，无谓的抱怨少了，综合素质和能力也得到极大提高。

　　四川大学的定点扶贫县在凉山州甘洛县。学校坚持扶贫先扶智。近三年来，四川大学为甘洛培训党政干部、中小学教师、医务人员、农技人员等3200余人，减免培训费用近600万元。他们还从娃娃抓起，支持甘洛县斯觉镇中心幼儿园的建设，让孩子们在上小学之前就能学会普通话。副校长侯太平介绍，目前已累计完成134个中小学班级、4900余人、38850课时的教学任务，推动了地方基础教育水平的提升。

　　河北农业大学的特色，是在扶贫地建起创新创业驿站，推进农科教、产学研结合。“由服务生产到服务产业转变，注重一二三产统筹发展，提升服务‘三农’的供给力、支撑力、引导力。”该校副校长赵帮宏说。“保定苹果”“桃木疙瘩”“老香菇”等一批特色品牌走向全国。(本报记者 张盖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