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暑期，我有幸加入中国教育报刊社“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万里边疆教育行”融媒体报道组，和同事们一起前往祖国的最北极——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市。本文所谈到的所有内容，基于我在当地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感，以及我个人浅薄的阅历与职业经历。

　　身在最北，何处是北

　　尽管地理书上说“我国南北方的划分是秦岭淮河一线”，但显然，对南与北的认识是因人而异的。甚至有这么一个笑话，说在广东人眼里“广东以北的所有地区都是北方”。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方位感？

　　以成长在我国东南沿海某省的我本人为例，到北方上大学之后，才知道找到北就意味着不会迷路。也才理解了，作为引申，玩笑话“找不到北”，通常的意思是失去方向、没有头绪，是心灵迷了路。

　　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镇北极村，是我们此行的第一站，也是人们心目中我国的最北之地、极寒之地。冬天最冷的时候，这里可以达到摄氏零下50多度。

　　其实，最早这里不叫北极村，而叫漠河村。熟知中国历史的人会知道，直到清代《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前，中国领土的最北端还可以从漠河向北延伸数千公里。

　　漠河村的演变承载着一段沉重的历史：清代以来，这里先是从江边的一片少数民族游牧地，变成一个多民族杂居地，又因《瑷珲条约》的签订，沦为边境线上的一个自然村，再从一个边防驻地，因俄罗斯人盗采黄金而成为盗匪入侵的前沿阵地。随着清代漠河金矿局的设立，这个小村庄的地位渐渐变得重要。

　　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这里建立了民主政权，让这个小村庄焕发了新的生机。经历数次合并、改名，如今，北极村已经是它响当当的名字。

　　21世纪初，北极村和大兴安岭林区的其他地方一样，受到禁止商业性采伐的影响，大量林业工人下岗，经济面临痛苦转型。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最北”概念经济在当地深入人心。

　　现在，在这个小村子里，随处可见“最北”的标识：最北银行、最北邮局、最北医院、最北饭店、“最北一家人”……当然，还有被“最北”环绕的北极镇中心学校——人们眼中的“最北学校”。

　　在学校采访的第一天，我和同事们忙于完成既定的拍摄任务，对于“最北学校”视频的主题几乎毫无头绪。整体感觉下来，这所“最北学校”似乎和全国其他地方的学校并没有太大不同。

　　晚上八九点钟，看着天空始终不肯离去的夕阳，看着北极村熙熙攘攘的游客，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当下，对于异乡人来说，到北极村就是为了“最北”两个字。人们找北，找到最北，似乎更多源自一种对地域乃至生命边界感的好奇。那么，对于身在其中的人来说，“最北”又意味着什么？

　　在第二天的采访中，我随时随地把它抛给最北学校的老师们。他们摇摇头，说自己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我不放弃，鼓励他们：“没关系，那就现在想一想。”

　　有意思的是，虽然他们每个人都说没想过这个问题，但每个人讲的故事里又都有“找北”的成分。

　　比如校长马建国，上大学时学的是地理专业，教授曾在上课时对他们说过“，咱们中国，南有三亚，北有漠河，漠河是中国的北极，定会有发展”。1997年，被教授“忽悠”的他，带着对未来的憧憬，一头扎进了漠河从教，再也没有离开。新世纪以来，在林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与采伐相关的人口大量外流。马建国和同事们见证了上述变化给教育带来的冲击，非常无奈：学校不但留不住好老师，学生数也急剧萎缩，以前一个班级五六十个学生，当时就只剩下八九个学生，校园里空荡荡的。

　　担任校长以后，马建国采取各种办法，提升学校的教学水平，丰富学生的课内外活动，挖掘学校的办学内涵。近年来，学校的学生数触底回升，不仅一个生源都没有流失，反而每年都有五六个外地学生慕名来学校上学。

　　说起自己的故事，马建国越说越激动，冒出一句：“我觉得，最北就是祖国最偏、最远、最艰苦的地方，也是最需要教育坚守的地方。”说完，他自己都吓了一跳。

　　回来后，我们在为“最北学校”视频提炼主题时，很自然地就把切入点定为“在‘最北’学校找北”。

　　完美之下，寸草不生

　　前些天，我收到马校长发来的微信，语气有点生气，还转了个链接，说觉得其中的内容“过于夸大”，“否定了其他边疆教师的付出”。

　　我点开链接一看，原来是某网站制作的关于王忠雷、于晶夫妇的视频。两人是北极镇中心校下属教学点——北红村北红小学仅有的两位老师，也是我们拍摄“我在边疆当老师”系列视频的采访对象。

　　说实话，如果没有到过北红村——我国地理意义上真正的最北村落，如果没有走进北红小学采访过两位老师，我会被视频里呈现的一切感动得热泪盈眶，并且相信视频编导想传达的每一个字，更会进而产生一些错误的认知。比如，我会认为到我国最北小学任教，完全出自王忠雷、于晶自愿，而非命运的一个玩笑——王忠雷报特岗教师时误以为北红小学在县城；会认为王忠雷、于晶之所以在北红小学坚守，忍耐孤独寂寞，克服生活上的种种困难，完全出自他们喜欢、他们愿意，而忽视了他们和环境的互动，忽视他们在温暖边疆孩子的同时，也被孩子和家长们温暖；甚至会进而认为没有了王忠雷、于晶，学校就办不下去了，而他俩就应该在北红小学当一辈子老师，如果他们有一天想离开，就是对边疆教育的“背叛”。

　　换句话说，不负责任的叙事，极有可能变相“绑架”两位老师的人生。

　　中国教育报刊社“边疆行”黑龙江报道组与当地师生合影。 王友文 供图

　　事实上，去北红村之前，在查找王忠雷、于晶的相关报道时，我就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几乎每篇报道都要强调两人放弃了原本只是“可能”得到的优越条件，心甘情愿到边陲村小为教育奉献？这完全不符合“85后”年轻人的真实心态。而且，几乎每篇报道所持的“口径”都不一样。有的说王忠雷本可以在齐齐哈尔一所中专当老师，为了到北红小学当老师，毅然放弃了；有的把王忠雷大专毕业的学历直接“提升”为本科；还有的，则把于晶到北红小学任教的原因完全归功于王忠雷的大力劝说……仿佛不这样强调，就不足以说明两人对边疆教育的无私奉献。

　　到了北红小学，和王忠雷、于晶逐一核对事实之后，我哑然失笑。那些报道大多建立在夸大甚至虚构了某些事实的基础上，从而塑造了两个近乎完美的人物形象，完美到不接一点儿地气，远离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

　　那些报道这样写，原因何在？我猜想，一种可能是记者沿袭了以往高大全的人物报道方式，除了这种方式，他们不知道还有什么手段才能展现人物的特点。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记者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走进采访对象的内心世界，去聆听他们的心声与真实诉求。

　　在我看来，所有的“不愿意”或是“没有能力”，都源于“身份”“视角”的疏离。由疏离制造的完美，走近了看，只会给人一种“大树之下，寸草不生”的感觉。

　　边疆教育，自有逻辑

　　“神化”两位北红小学的在职教师，很可能会不自觉地遮蔽以往曾为学校艰苦付出的人。马校长的愤慨，也和这个问题有关。

　　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在王忠雷到来之前，北极镇中心校只要是教龄在10年以上的教师，所有人都曾去北红小学支教过，长则5年，短则半年，有的老师还去过多次。老师们告诉我一段“佳话”，说的是中心校副校长刘永奎曾在北红小学支教长达5年。由于当时刘永奎的女友在镇卫生所工作，只要没遇到大雪封山，他每天放学后就驾驶着他的大摩托车开3个小时到镇上，和心爱的姑娘见上一面，再返回村里。

　　想想那场面，学体育出身的“帅哥”老师一骑绝尘而过，“拉风”！只是，这个故事浪漫中又有辛酸。每年，北红村的冰封期长达8个月，当地人都形容是“外面进不来，里面出不去”。在“出不去”的日子里，刘老师怎么办？他本人告诉我“：可以每周末到边防连队打一次固定电话。”是的，这就是2009年之前不通水、不通电、不通邮、手机信号无法覆盖的北红村。当然，值得欣慰的是，后来姑娘被刘老师的诚心打动，两人喜结连理。再后来，刘老师结束5年的支教生活，回到北极村和妻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每一个看似轻易的结局背后，其实都有着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支撑这只手运行的，则是边疆教育管理的基本逻辑。这种逻辑和教育教学仿佛没有直接的关系，也没有人去正儿八经地研究、总结过，但它却是边疆的乡村教育管理者们每一天都在实践并不断验证的。它涉及的很多问题可能摆不上台面，写不进研究论文里，但这些问题都是真实存在且切切实实影响到乡村教育运转的。比如，一个单身男教师可以独自一人在边境小学坚持多久？他在当地的吃饭问题怎么解决？派已婚女教师去偏远教学点多久合适，派一个人去合适，还是有伴合适？偏远小学教师短缺，教研问题怎么解决？学校需要和边防连队建立怎样的关系，才能在最大程度上获得连队的帮助与支持……

　　在我看来，马校长简直是个“人精”，他对乡村社会和乡村教育的运行结构烂熟于胸。“让一个年轻教师单枪匹马长期守在北红村，根本不现实。”他管理中心校和教学点，有一套没有总结成文但实际证明简单好用的理论，比如，把年轻教师的个人发展、婚恋等问题通盘考虑。在他的大力运作下，2012年，王忠雷曾经的校友、当时的女友于晶通过招考，编制挂靠县育才中学，人则进入北红小学先工作，后来经过不断调整，正式调入北红小学，和王忠雷团聚。

　　马建国还干过很多“神奇”的事情。比如，兰州大学政教专业的研究生郭素丽，毕业后一心一意跟着丈夫——一位边防军人来到北极村，工作解决不了，只能在周边打零工。马建国偶然认识了郭老师，听过她的试讲，觉得很不错，想起学校还没有研究生学历的老师，决定为学校引进这个人才。为郭老师跑编制、解决教师周转房，许许多多在当地人看来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只要心存为了学校为了孩子这个信念，没有什么是他做不到的，也没有什么是他不敢跟上级开口的。在一些地方，从来只有上级部门跟下级部门“借调”人员，中心校教职员工紧缺，马校长居然打报告从镇政府“借”来两个人辅助校园管理。

　　采访中，我甚至有这样一种感觉——边疆地区、偏远地区的乡镇中心校校长，基本上等同于当地的社会活动家。而要具备社会活动家的能力，不但需要长期的扎根、无私的奉献，还需要许多人生智慧与生存智慧。

　　我更进一步想到，有时候，研究者、政策制定者这些“外人”站在各自的立场，可能很容易对边疆教育提出一些改进的意见或建议，但这些意见和建议的落实，最终还是要靠身在边疆的教育者努力实现。边疆教育的发展走向，应当由从边疆走出的人与现在仍在边疆坚守的人来共同决定。

　　归根结底，边疆教育的逻辑，并不外在于教育而存在，很多时候考验的是实施者的能力。并且，越是边远的地区，越是需要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加入。

　　（作者系本刊记者、中国教育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