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对2017~2018学年经补考后学业成绩仍未达到要求的22名学生予以退学处理，另外40名学生留级。从校方公示的具体名单来看，最多的同学挂科达到13门。这是继教育部今年9月要求各地高校淘汰“水课”、打造“金课”，全面废除“清考”制度以来一所敢于“动真碰硬”的高校。

　　不出所料，敢于第一个“吃螃蟹”者，不仅要承担家长指责、学生闹事的风险，而且更会引发同行的质疑。赞成者普遍认为“只有严管，才像一所大学”“只有严管了，学兄学姐的‘翻车’，才会给下一届的学生以警示，管理才能形成良性循环”；而反对者则普遍偏向于担心生源危机的矛盾会更加突出，“弄得不好，许多学校会因此而关门大吉”。令人吃惊的是，持有后一种观点者，竟然主要是高职院校的校级领导和中层管理人员。

　　笔者非常理解那些面临生源危机、处于竞争弱势地位的民办高校和偏远落后地区的高职院校，正常情况下能够完成招生指标已经很不容易，如今一旦实施“严出”制度，学生拿文凭不再那么“容易”，短时间内生源肯定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然而，笔者认为“保护”生源决不应当成为无原则“宽出”的借口和挡箭牌。一方面，“严管”的动机是营造比学赶帮、争先创优的学习氛围，最终让所有学生都能学有所获；另一方面，“宽出”其实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政策，是自欺欺人的被动应对，表面上看可能是保护生源的权宜之计，但长此以往必然导致人才培养质量越来越低，学风越来越差，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笔者认为，无论是从高校办学的社会责任角度考虑，还是从引导大学生健康成长的角度考虑，抑或从教育和管理的客观规律角度考虑，“严管”都是不容置疑的选择。但是，我们“严管”的目标只是希望通过一定的举措让学生心归学习、学有所获，而不是纯粹通过生硬死板的“规定”让学生拿不到毕业证书。

　　基于这一认识，笔者认为，我们应当致力于为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构筑一些“缓冲”通道：

　　比如尝试“学分替代”。目前，绝大部分高职院校都在试行“学分制”管理，但在实践过程中往往又受课程资源不足、师资力量不强等因素的制约，不能实行“完全学分制”，这才导致学校局限于以学生“挂科”的门数来确认学生能不能毕业。这就需要学校在推进“完全学分制”的问题上多下功夫，全力为学生提供尽可能多的“选修”资源。

　　比如弘扬多元智能理论。多元智能理论在民间的通俗解释是“多用一把尺子量学生”。实际工作中，“尺子”越多，“量”出来的人才也就会越多，甚至前一把“尺子”量出来的差生，用另一把尺子再“量”，却可能是好学生。这就提醒我们，学生能否毕业究竟是要符合学校标准、企业标准，还是社会标准？如何让诸多“尺子”因材施教地用到不同的学生身上，多量出一批创新型人才、复合型人才，这就需要学校管理团队群策群力贡献智慧。

　　综上所述，对于高职院校的“严进严出”问题，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要不要“严管”、要不要“清考”的口水之战，而要集中精力聚焦于如何“堵疏结合”的创新研究。只有让学生有了更多的成长成才选择，学生们才能少“挂科”、不“挂科”，学校才能有效实现既“严管”，又少有学生被迫留级或退学。

　　（作者系浙江永嘉学院教授、副院长）

　　王寿斌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