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给人的印象是铁面无私，似乎都是板着脸的。可我帮教过的很多失足少年都叫我“法官妈妈”，一看到他们，无私铁面立刻变作一副软心肠，还会忍不住掉泪。

　　今年两会，我和去年一样，一口气购买了500多个纪念封，从北京人民大会堂邮局寄给那些我曾经帮教过的孩子。作为案件主审法官，我想尽办法帮他们修复家庭关系，邀请他们和家人参加少管所的父母融合教育活动。看到他们刑满释放后，重新融入家庭生活、回归社会，我十分有成就感。

　　可我有时候也有挫折感。有一次，我列席广州市人大会议，不少市人大代表知道我是少年庭的法官后，纷纷来到我面前，诉苦说孩子染上了网瘾，送去社会上那些戒瘾机构又不放心，到底该找谁？我被问得一激灵：看起来我是专业人士，可当时却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回去后，我反复回想，不停地翻过去的案卷。我发现，我22年来审判的4000多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大部分都肇始于各种心理问题。但让家长苦恼的是，当发现孩子存在心理问题或不正常的思想倾向时，不知道该找谁，不知道用什么科学的方法来处理。事实上，放任自流或者高压对待，往往容易把孩子推向反面。

　　“作为人大代表，是时候多做点事了。”我对自己说。

　　2018年一整年，我走进广州市大中小学校、基层法院、未成年犯管教所、社区等，宣讲了27场，每次讲课中，都会征求对于未成年人保护以及预防犯罪方面的意见建议，再结合少年家事司法综治情况，进行更深入的调研。今年2月12日，春节后上班的第二天，我就到广州市青年文化宫走访12355广州青少年服务台，为今年的建议做更扎实的调研。

　　凝练资料、总结提升，我在去年的基础上，形成了这份更有针对性的建议——构建青少年权益保护与犯罪预防一体化处理机制。

　　一个未成年人背后就是一个家庭，这么重要的事，不能没人管，或者各管各的。就像打排球一样，两个球员距离太远，球正好落到空当，不知道该谁去接，而这个空当恰恰是最容易出问题的。我认为应该建立一个未成年人工作的专门机构，统一接受社会的求助，然后进行研究、评级、分发，属于咨询类的交给亲子辅导机构，问题严重的转交心理医生或特教教师；此外，还要对各个部门、机构的工作进行追踪、监督，确保问题青少年有人管，有正确的路径走。

　　在今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中，我期待将学生定期的心理健康体检写入未成年人保护法，像身体体检一样作硬性规定，形成一人一档、一路跟随的心理健康档案。这样才有助于及早发现问题，及早干预，帮助未成年人保持心理健康。

　　（本报记者 贺林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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