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又出新作了，扉页上醒目地写着：“谨以此书献给‘一个肩膀挑着学生现在，一个肩膀挑着民族未来’的园丁们！”掂着这本沉甸甸的“礼物”，我不禁感慨万千，忽然想到父亲其实也送了我一份厚重的人生礼物。

　　可以说，我近30年的人生一直跟父亲的教育实验结伴而行，我的成长节奏伴随他上下求索的教育研究脚步，我是他教育实验的“小白鼠”，我的童年故事因此平添了一些魔幻色彩。今天看来，这样的实验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

　　思维训练让我面临压力不胆怯

　　家人常说起父亲对我展开“求异思维训练”的奇闻轶事。我还不会说话时，生活中所见的人、事、物，几乎都被父亲拿来对我“训练”一番。抱我去花园玩耍，他指着草坪絮絮叨叨地启发我：“猜猜小草可以做什么？”“小草是小白兔的午餐”“小草的绿色可以保护眼睛”“小草还能唱歌呢”，紧接着，他就哼起“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

　　再长大些，记得吃苹果的时候，他问我：“拿刀切下去，苹果可能形成几种形状？”逛岱庙的时候，他让我回答：“怎么能把梳子卖给和尚？”

　　一个问题，他让我展开不同方向的联想，寻找截然不同的答案，并且告诉我“答案不是唯一的，你永远可以颠覆答案”。

　　家里日常摆放的书籍总是《小灵通漫游未来》《伊索寓言》之类，父亲和母亲常在我睡前读给我听。

　　日复一日的思维训练结果很明显。幼儿园老师对我的评价是：“善于抢答问题，注意力集中。不过，跟别的小朋友特别不一样。”“我们问小马怎么过河？漫子说，让它飞过去。我们问树上有桃子，爱吃桃子的小猴子会怎么做？漫子说把树砍倒，桃子就掉下来了。那不是搞破坏吗？”

　　听完老师的反问，父亲有些担忧了：这样教育下去，孩子会不会无法进入现实，性格会不会反社会？当他翻阅完图书馆里所有的“发散思维丛书”之后，开始增加对我的“聚敛思维训练”，教我在众多解决问题的答案中选择最好的办法。现在，面临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各种压力，我很少胆怯和纠结，也许与我幼小时就埋下的思维训练的种子有些关系。

　　保持学习兴趣让我拥有自信

　　当素质教育的春风从大洋彼岸吹过来时，一些敏锐的教育工作者开始关注发达国家以“公民教育”“品格教育”和“4-H教育”为核心的素质教育文论。我还记得在互联网不发达、人们喜欢串门的上世纪90年代，一到周末，就有不少教育从业者来我家吃饭，“下酒菜”常常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样的宏大命题。

　　对此，父亲的观点始终是“孩子要成才，更要成人”。所以高考前父母没有给我报过任何课外补习班、学业培训班和奥数班，而手风琴、书法、钢琴、中国画、舞蹈却一样都没落下。父亲也从来没有催促过我“快写作业”“快去复习”“预习一遍”。在他看来，保持对学习的兴趣和热情，比多看几页书、多做几道题有意义得多。

　　父亲希望我更多了解书本之外的世界，“泥沙俱下”地成长。为了完成一篇观察日记，他带我去城郊的大桥，花半天时间触摸桥头的狮子，站在桥中间晒太阳，在太阳落山时眺望远方。周末他和妈妈带我跑到城外的田野，认识泥土里的野荠菜、面条棵，在挖野菜的过程中体验田园生活，理解农民的不易。后来，《挖野菜》成为我人生第一篇发表的文章，几百字的铅字和崭新的两元钱稿费，让我足足高兴了一个礼拜。

　　在陪伴我成长的同时，父亲的研究结出了一系列“果子”。他针对固定命题作文使“没米下锅”的学生只好胡编硬造的现象，提出“随机命题作文”，即“下了雪，引导学生写雪；下了雨，引导学生写雨；开了运动会，引导学生写运动会”，还探索出“素描作文法”。至今我还记得他跟我透露的作文小秘诀：尽可能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少用成语，多用动词，“动词令文章焕发生气”。所有这些都对我的写作大有裨益。

　　到了中学，参加全国作文大赛。我灵活运用爸爸的写作实验成果，获得了一等奖。妈妈表示不太理解，既没有引经据典，又没做到文采飞扬，通篇连一个成语都没有，纯粹一个“山药蛋”，也能得奖呀！

　　书信沟通让我懂得求学的意义

　　高中住校后，我与父亲的交流由以天计变成了以月计、以季度计，但我依然从他的著述中得知他的研究概况。我知道他的习惯是“干什么，就研究什么”，“工作即研究，问题即课题”，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

　　每年过年回家，书橱里刻着“教育世家”的金色奖杯总能让我想起伊朗女导演莎米拉·玛克玛尔巴夫的电影《黑板》。两伊战争时期，一群教师背着黑板在荒原上四处寻找学生。他们的身影让我想到上世纪初期的战乱中，我的曾祖父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牵起我祖父的手拾起教鞭。如今，这火种留给了父亲。

　　或许是我和父亲都喜欢看《傅雷家书》的缘故，在我离家求学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以手写书信的方式保持联络。在随时随地可以上网的时代，这样的沟通方式足够特别，格外宝贵。

　　我们在信里回忆曾经一起用老式台式机看电子书《理想国》的日子，一起追问“求学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还会为康德和黑格尔谁更伟大争论得不可开交。现在我还把一封信件摆在我在北京的住处，时常拿出来翻看。

　　在父亲写给我的诸多“做人篇”中，他借梁启超、林语堂的话告诉我，具备仁智勇才是完整的人——“为什么进学校？为的是求学问。为什么要求学问？为的是学做人。梁启超先生说，你在学校里头学的什么数学几何物理化学生理心理历史地理国文英语，乃至什么哲学文学科学政治法律经济教育农业工业商业等等，不过是做人所需要的一种手段，不能说专靠这些便达到做人的目的。任凭你把这些件件学得精通，你能够成个人不能成个人还是个问题。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这三部分圆满发达的状态，我们称之为仁智勇。我们的教育也应该做到这三方面，知育要教到人不惑，情育要教到人不忧，意育要教到人不惧。正所谓孔子所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我当时正在这三种自省中完成着粗略的自我教育。后来我才得知，“仁智勇”贯穿了梁启超对幼子梁思礼教育的始终，这教诲陪伴了梁思礼的整个人生。如果说“仁智勇”是梁启超留给梁思礼的传家宝，教育研究带给父亲的“福利”，则是他给予我的一份厚重的人生礼物。

　　（作者系新华通讯社记者）